本文摘要：《自然法—执法哲学导论》作者：[意]登特列夫译者：李日章 梁捷 王利出书社：新星出书社 张涛自然法思想一直绵延不停，从古希腊时期降生自然法、古罗马继续自然法传统，到中世纪的神法自然法、文艺再起时期的古典自然法，再到20世纪自然法的再起，“自然法有其十足一连的历史”。自然法的本质是什么?为什么自然法思想会绵延不停?20世纪意大利自然法学家、现代自然法再起运动的代表人物——登特列夫，通过《自然法—执法哲学导论》探究自然法能够延续的原因，向世人展现自然法的理论魅力。

《自然法—执法哲学导论》作者：[意]登特列夫译者：李日章 梁捷 王利出书社：新星出书社 张涛自然法思想一直绵延不停，从古希腊时期降生自然法、古罗马继续自然法传统，到中世纪的神法自然法、文艺再起时期的古典自然法，再到20世纪自然法的再起，“自然法有其十足一连的历史”。自然法的本质是什么?为什么自然法思想会绵延不停?20世纪意大利自然法学家、现代自然法再起运动的代表人物——登特列夫，通过《自然法—执法哲学导论》探究自然法能够延续的原因，向世人展现自然法的理论魅力。在书的开篇，登特列夫开宗明义地写道：“本书的目的，就在于考察自然法如此富有活力的理由，以及它是否真如某些人说的，曾经大大有功于人类追求的目的”。

登特列夫研究自然法，是“从外在于和逾越于盛行的实证主义模式及新托马斯主义模式的视角”，以哲学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举行研究的。在他看来，“同一个名词在差别作家的手下再三泛起，并不足以证明有同一个思想一连不停地存在于他们的心中”。

因此，纯历史的视角无法展现自然法的本质，必须引入哲学视角。通过哲学视角，我们可以发现形式一连性掩盖下的自然法的真正内在。可是，纯哲学的视角会使人们发现“自然法竟是像磷火一般的不行捉摸”。

人们若希望既准确定位差别时代自然法看法的历史功效，又掌握差别自然法看法的本质，应当兼采历史与哲学的双重视角。书的前半部门基于历史视角，叙述自然法的历史孝敬;书的后半部门则从哲学视角对自然法学说面临的重大问题展开论述。历史视域中的自然法在《自然法—执法哲学导论》，登特列夫强调：“自然法的意义与其说是在它的学说自己上，毋宁说是在它的应用上。”他从自然法看法的功效角度，围绕自然法的历史孝敬，找寻自然法思想存在的意义。

由此，展开自然法的历史维度。自然法的第一个历史孝敬在于，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执法体系——《罗马法大全》——提供法理基础。“自然法乃是人类配合的祖传产业，它是一条系带，可以克服人类相互之间的歧异，使他们联合成一体”;基于此，罗马法以给全人类立法为目的，宣称自身具有普遍效力。

在《罗马法大全》中，执法必须切合自然、切合正义，才配称是“执法”，是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性、尊严和价值。由此，罗马法的普遍效力并非基于武力、强制力，而是基于理性。

到中世纪，自然法增添新的历史孝敬，成为相同神与人的工具和自然伦理体系的合理基础，教会法是该时期自然法思想的言说。在教会法中，自然法是人分享神的理性而得来，因此具有上帝赋予的神圣性，同时包罗人类的理性。中世纪法学家托马斯·阿奎那认为，“自然法是理性的造物所分享的永恒定律”，而这“永恒定律”来自上帝，是上帝对人类的合理指导。

在《神学大全》中，他把自然法视为人的尊严与能力之体现，人类因为专有理性而到场到神的理性，从而获得一套专属人类诫律的自然法。然后，他将自然法设为评判政治体制优劣的最高准则，提出：国家及因其而生的执法并不是至高无上的，它们必须切合正义;自然法是正义的体现;不正义的执法是不及格的执法，人们没有义务去听从。自然法的第三个重要历史孝敬在于，生长出以自由与平等为焦点的自然权利理论。

自然权利理论的特征体现为：第一，理性主义。近代自然法中理性是人的天性，“理性”不证自明，毋须事实之证据或信仰之证据。第二，个体主义。登特列夫认为，近代自然法从社会契约出发提出：“契约乃是个体意志之讲明——这意志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凭据自然法而建设一种相互的义务关系。

就实质而言，契约的内容就是个体之‘自然权利’，这权利被用以交流同等或更大价值的工具——社会之利益及政治组织之宁静。”第三，激进主义;近代自然法本质上不是关于执法的一套理论，而是关于权利的一套学说。根据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说法，“对于自然法而言，世间只存在一项不折不扣的权利。”由此，“在现代时期，自然法远比从前成为了一种更具革命性的气力。

” 哲学视域中的自然法历史视域中的自然法，展现自然法理论在差别时期的孝敬。作为延续不停的思想，自然法亦具备永恒的特质。从书中第五章开始，登特列夫以哲学的角度，展开对自然法恒久特征的阐释。登特列夫认为，执法是理性的产物，必须受自然法(理性的化身)的指引。

他通过回应三个挑战，说明自然法的理性本质。首先，他回应了实定论中“执法是下令”的看法。在登特列夫看来，执法不只是主权者的下令。在实定法之外，另有自然法的存在。

其次，他对“唯意志论”(“伦理之唯名论”)举行了回应。唯名论者认为，上帝的意志是道德价值的唯一基础，自然法不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桥梁。

登特列夫提出，如果执法就是上帝的意志，当上帝不存在时我们如何解释执法的存在呢?接下来，他对伦理国家学说举行回应，黑格尔把执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界定为“自由”或“伦理”意志的实现，认为理性的意志是一切执法与道德的先决条件。登特列夫则认为，执法不仅是下令，还是理性的产物。合乎理性、合乎正义的执法，虽不能给人以制裁，却能给人以指导;自然法的重要功效是指导性，而非强制性。

此外，登特列夫还论述了执法与道德的关系，两者是自然法学说始终面临的问题。在登特列夫看来，勿宁说自然法是把执法与道德混为一谈的罪魁，实际上它表示两者的密切关系，使对其差异具备更深认识。登特列夫特别提到自然法对执法与道德的关系，具有深刻洞察。

在执法与道德的关系上，自然法学说既认可执法与道德的精密联系，也不否认二者的区别;在执法的社会性与道德的个体性上，自然法学说强调执法应当具备道德基础;在执法的强制性上，自然法学说认为，关键不在于执法是否是强制的听从，“善人并未屈服于执法，只有恶人才是”;在执法的外在性与道德的内在性上，人们不应从义务自己来看差异，而要从被课加义务的方式以及义务被实践的方式去分析。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尺度的效果，以理想与现实关系的一个特殊观点为基础，预先假定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间隙。

登特列夫认为，“自然法理论最恒常的特征是主张拿一个终极的尺度，一套理想的执法来磨练一切执法之效力”。然而，近代法理学的兴起，却是在对自然法的摒弃上，把对理想执法的追求从法学家的事情中清除出去。登特列夫认为，纵然近代法理学具有完备的理论，却依然面临现实问题，即只有当基本规范酿成事实时，以基本规范为基础的执法体系才具有意义。如果基本规范只是一个假定，那么它的有效性就需要来自另一个更高的假定。

不问良法、恶法的法学理论，不能解释执法效力泉源，也无法找寻理想中的执法，这个重任只能交由自然法完成。登特列夫在书中总结道：“自然法原就是一种努力，想以执法的或‘规范的’术语来陈述某些被认为绝对有效的价值。

”同时，自然法为执法提供道德基础，“自然法是伦理的一部门”，“自然法看法同时带有执法的性格与道德的性格，对自然法的一个最佳形容，也许就是说它为执法与道德的交织点提供了一个名称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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